省纪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组到西山煤电调研

也因此，立法调研和立法论证时间常常被大幅度压缩，立法公开和征求意见等程序也经常被忽略。

分歧之三：行动与现实的关系。第四种立场，如果在中国的传统中能够找到一种关于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主张的话，首推***明的知行合一。

比如前一段时间引起法学界、社会民意关注的天津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中就呈现出这样一种情形。[4]中国公法中关于公共利益的用法及类似表述有近20种，参见郑永流：《中国公法中公共利益条款的文本描述和解释》，载《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第53～60页。如果按照公法和私法这一划分，私法规范更多地强调意思自治，强调当事人的意志。尤其当有人研究外国的法律和理论时，更容易招致这样一种批判，认为这只是一种概念式的演绎、考证，不能解决我们现实当中诸如律师见不了当事人之类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个非常主流的理解，尤其是在实践哲学中。

但是他的实践是比较狭义的，指的是伦理行为，也可以把它拓展到政治行为上去。因为人的行动，不一定只有伦理行为，还有其他的行为。在任何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都绝对不可能是原子式的个体各自从事互不相干的原子式的个体行为相加得到的总和构成的，人们的个体行为之间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具有相互影响，形成交互（相互）行为，为此，个体的人必然对同样作为个体的人的其他人的个体行为进行自我判断并彼此相互判断，并以判断结果为依据选择后续行为，常识往往充当着个体行为主体对他人行为进行自我判断并彼此相互判断的标准和依据，从而为人们通过交互（相互）行为建立多样化的多重人际关系提供可靠的心理预期与社会支撑，即在常识中，凝聚了社会交往实践的意义规范，常识又必定在运行中不断地创造这些规范。

没有常识的社会不可能存在。在现代社会，法律常识不仅一方面为具体社会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持，以及为具体社会以良好的社会秩序为基础的良好的法律秩序的建立和维持，提供着比较稳定、权威、持续的坚强支撑，而且另一方面它们也通过直接排除或者有效地抵消各种实质上非理性的理性狂热维护着基本上良好的社会秩序和以此为基础的基本上良好的法律秩序，正如邓晓芒教授所说的：常识虽然不是什么高深的知识，但却是一切非理性的狂热（宗教狂热、道德狂热、战争狂热、复仇狂热、偶像狂热等等）的有效的解毒剂。法律常识既具有日常意义，又具有法治意义，还具有理论意义。⑹）如果学者们提出常识主义或者常识化主张，是要纠正我国法律实践领域不尊重基本常识、不遵循基本常识的内在逻辑等错误做法，要求我国的法律实践尤其是刑事司法领域的法律实践，在证据采信、法律事实认定、司法裁判等环节，必须尊重常识、遵循常识的基本逻辑，始终以常识为基础（包括将某些常识纳入到具体的立法即具体的法律法规之中），绝不能无视、忽视甚至否定常识，这个意见是合适的，肯定也没有问题。

法律理论将法律常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基础和出发点，是因为法律常识、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作为具体社会中历史和现实中的普通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与教训所得的心得体会，本身就包含着一定的真理性成分，其所包含的人们的生活尤其是法律生活的道理与规律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正确性和可靠性，但这些真理与道理规律确实又是各自分散的，它们相互之间并不存在普遍、一致的恒常性的有机联系，法律理论研究就是要对这些分散的道理规律和真理成分进行思想和理论意义上的逻辑加工，通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而使之逐渐达到逻辑一致的统一状态，从而对于人们包括法律生活在内的整个生活境况具有完整而统一而深具说服力的解释力。正如陈嘉映教授所指出的：理论挖掘常识里包含的道理，加以调整和组织，理论的主要工作不是把常识中隐含的道理加以明述，不是各种重要常识的集合，也不是各种洞见的集合，也不是对常识加以总结，他认为，理论的目标是对形形色色的事情提供统一解释，所以理论不是宽泛含糊的所谓常识的延伸，或所谓常识的精致化。

进入 姚建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律常识 。马荣春教授先后提出刑法的常识、常情、常理化（即常识化）、犯罪构成新体系的常识、常情、常理化（即常识化）、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常识、常情、常理化（即常识化）。如果学者们提出的常识主义或者常识化主张是要求我国法律实践活动尤其是刑事司法实践活动中，在证据采信、法律事实认定、司法裁判中，都一律以日常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为准而无视、忽视或者弱化法学的科学常识，那这种主张就是需要再检讨的。生活的大众就是常识的边界。

与其他类型的常识相比，法律常识为社会中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彼此交往和相互活动提供的相互评价准则更加规范、更加权威、更加可靠，人们从中对他人行为以及自己与他人彼此之间的交互行为的判断和评价也更为客观、准确，人们从中获得的建立和维系人际关系的预期不仅共同性成分更多而且相对而言也更加可靠。比如温登平教授就直接对常识主义刑法观提出了批评。法律理论研究将法律常识、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作为自己重要的研究对象、研究基础和出发点，就是要对这些分散的道理规律和真理成分进行思想检视、理论反思和逻辑再造，将这些散布于法律常识、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中的道理规律和真理成分整合起来，形成某种以法律概念（范畴）体系为基础、由系统化的法律命题组合成的规范化的法律思想体系，也就是形成某种法律理论。但如果学者提出常识主义或者常识化是主张以常识作为检验法学理论研究（刑法学研究）成果的水平和质量的基本标准或者准据，那这个主张就非常值得商榷，而王钧教授对于刑法解释常识化的批评意见⑹）确实具有一般化的重要意义，其所开放出来的问题更值得我国法学学者们深思。

从一些道理中，通过种种延伸和变形，再得出另一些道理。其所表达的是法律常识如何有助于创立和完善具体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也就是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如何正确对待法律常识的问题。

对此，法学界一些学者也做出了相应的回应。更有甚者比如2018年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全国开始新一轮扫黑除恶行动，很多地方（绝非某一个地方）居然要求幼儿园开展黑恶势力排查并按照规定要求填报排查结果（一般的排查结果都是经排查，本院多少多少名幼儿无涉黑涉恶情况）上报教育行政主管机关和相应的公安机关，其荒诞荒唐程度引起全社会极大关注，连《中国纪检监察》都专门发表评论文章予以批评。

恰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常识是人类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立法应当遵循常识并要经得起常识的检验，连常识都不合乎的东西一般也不可能合乎法律。一个知识一旦成为常识，就具有不言而喻的效力，不需要理由，不需要事实，也不需要思考。另一方面强调法学理论研究（刑法学研究）的学术理论研究成果向公众或者大众即面向社会中众多的普通人的常识转化即常识化，也就是使法学（刑法学）的科学常识逐渐变成大众的日常生活常识与社会常识，这个大致可以归入法学理论研究成果科普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提出常识主义或者常识化，比如像杨建军教授所提出的：法学研究中，无论是多么高深的法律问题，最终都要回归常识，用常识作根据，用常识去推论，用常识去表述，用常识去检验，让常人能知行。第三，法律常识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以交互（相互）行为构成的人际关系为基础的共同生活即群体（communities）生活的方式，扩展人际关系、建立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提供了比较稳定的支撑条件。其次立法必须要充分尊重法律常识及其他与主流价值观没有明显冲突或者对主流价值观无害的那些生活常识与社会常识，任何立法都不得违背法律常识和其他生活常识、社会常识或者与其相矛盾，违背法律常识和生活常识、社会常识或者与其相矛盾的任何立法，都将是对其权威性和有效性的自我贬损和伤害，恰如有学者所说的：法律包括刑法的稳定性、延续性、群体认同性和权威性可以说就是常识、常情、常理所赋予的，所以，法律的确要反映民意、尊重常识、不得违背常理。

二、法律常识的法治意义 法律常识对于法治的意义即其对于良法、善治的意义。在这里，作为法律理论研究之结果的具体法律理论，尽管它们确实始终是以法律常识、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为研究对象、研究基础和出发点的，但它们决不是对这些常识所内涵着的那些道理规律和真理成分进行数学意义上的加减运算所获得的这些常识内涵的道理规律和真理成分的总和或者综合，而是对这些常识内涵的道理规律和真理成分进行以系统化规范化统一性一致性和整体性为核心的思想加工和理论整合，所最终形成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新的思想表达形式。

一切置常识于不顾，违背常识的所谓研究，并不是什么真正的法学研究，那这也同样是没有问题的。也有学者从常识主义立场出发，对经济法主体和经济法责任问题进行了研究。

因此，在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过程中，全国各地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从事执法活动进行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中，时刻不忘把法律常识和其他与主流价值观不相冲突或者对主流价值观无害的那些生活常识与社会常识放在重要位置，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一起综合考量，其所从事的才有可能是比较妥善而合法的执法活动与行政行为，反之，凡是违背基本的法律常识、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或者与其相矛盾的那些行政执法活动与行政行为，无论其程序合法与否，很有可能也就是违法的行政执法活动与违法的行政行为为此他采取的方法是把先有客观世界、再有认识这样的既有顺序颠倒过来，反而强调是先有主体的意识或者印象，尔后所有的现象都相对于主体而存在这样的真实。

它们或多或少、或正面或反面也影响到哈贝马斯和卢曼的社会理论建构。他从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哲学出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诠释学体系。换言之，现象学就是要悬搁（epoche）客体，采取自然主义态度来考察世界图景在先验主体的意识中究竟是如何呈现、如何确立、如何记叙的。从舒茨到伯格、卢克曼，我们可以看到日常生活论在外化、客体化、内化的转化过程中，逐渐偏离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这一现象学的初心，倾向于对社会进行结构和功能的把握。

为此他把主观的意义连锁作为社会理论研究的出发点。由此可见，现象学可以理解为对经验对象的能动化构成所进行的分析，可以理解为对其他意识的存在以及其他意识与自我意识之间关系的追问。

所以，经验性研究必须侧重语言和历史。埃德蒙德·胡塞尔两卷本《逻辑研究》是在1901年出版的，至今正好120周年。

这就是现象学在本质还原方法基础上形成的先验还原的方法。但舒茨发现从特定的观点来统一理解社会现象的理想型方法在前提上存在着暧昧之处，所以他转而在胡塞尔的现象学、特别是生活世界的概念中寻找自己的社会学方法论基础，把日常生活以及社会常识作为客观性的根据，并考察现实在人的主观当中进行建构的机制。

这就是所谓现象学的本质还原方法。现象学理论的出发点：面对事情本身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时间里，现象学本身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思想现象，影响到不同领域学术的基本范式。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哲学、哈特的语义分析法学以及卢曼关于预期的预期以及相关沟通过程和反思机制的学说其实都与现象学有着千丝万缕的纠缠。在这里，客观与主观、存在与思维、对象与认识处于对峙状态，呈现出二元论的特征。

如果说现象学促成主体与客体对峙的二元结构转化为主体与主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在特定的语境里处理意义问题，很容易导致超复杂化倾向，那么卢曼却通过简化复杂性的沟通程序重塑出互动过程本身的结构。因而所有的经验都包括对象与作为本质的对象（或者简称本质）这两个方面。

站在卢曼的立场，生活世界的意义就是把多样化的体验采取主观与主观之间能够沟通的那种方式进行综合。其实，今年大热词元宇宙的混合现实概念也很典型地印证了120年来现象学关于感官印象建构世界的奇思妙想以及卢曼关于世界存在不同维度并行的分析框架。

我认为，基于信息物理系统（CPS）的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这两者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其实可以归结为沟通程序。在这两者的结合部，在客体的制度化、物象化、正统化、主体的社会化、秩序内化、脱离物化、记号互动、日常生活的解释图式、语境依赖、文化的说明等一系列概念和命题交错组合的地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卢曼法律系统理论的本质及其对解读中国的参考价值。